奥运感言

　　睡梦中从鞭炮声中惊醒，意识到北京赢了。拿起电话打回家证实了这消息。放下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多伦多的朋友们怎么想。这个反应不太正常，不过确实如此。直到今天，当心绪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我还是有强烈的愿望想知道多伦多的朋友们怎么想。

　　今天我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心情，只能用“感慨万千”四个字来描述，无比复杂，难于言表。各色情绪在那一时刻一起向我涌来，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能力，而反映在外在的竟是木呆呆头脑一片混乱。

　　我想起来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号凌晨，我也是这么一种状态。看着英国米字旗和中国国旗的交替，仿佛处于一种梦境。那时，我的脑袋中反复出现两个词，“强盗”和“导师”。英国对于我们来说，一百六十年来一直就是扮演的这两种角色，既是给我们带来深重苦难的强盗，又是我们现代化道路上的导师。正是这种现代性的矛盾，让我们后进民族特别是后进民族中的受过现代性熏陶的知识分子感到格外苦痛。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逃不过这一劫，今天的我们同样逃不过。奥运对于我们来讲远远不是一场运动会。它里边包含着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的回响，包含着一个古老帝国垂死挣扎的痉挛。主办一次奥运会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梦想。为了这一天，我们中国人期待得太久。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永远不会忘记八年前梦想破碎的夜晚。在那个夜晚，我和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一起看电视，当萨马兰奇宣布“the winner is - Sydney”时，我和我的同学不约而同地吐出一个词-“六-四”。一九九三年，离那个噩梦般的春夏之交并不遥远。

　　对一个后进民族，最需要的是为世界承认的扬眉吐气，需要用一切手段证明自己。因此，在我们的国家，一切国际性的活动，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体育性的，抑或是艺术性的，总是与这个大主题息息相关。有人讲，体育就是体育。从道理上讲是对的，但不是知人知世之论。我想，任何一个道理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语境，因为生活是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对未来的选择。八十年代，安徽有一个叫尧茂书的大学教师，他为了不让美国人在长江上首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漂流，结果罹难。美国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他，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件普通的体育冒险会同爱国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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